漢人瞨墾本族西疆之（後）大埔增多，引發與漢人移民激烈之土地衝突，漢人曾攻擊kanavu社地而在今大埔橋附近發生戰鬥。租墾大埔一帶之漢人，常藉故不願輸納「番租」，或漢人即使勉強履行所謂「番食租」時，卻屢在食物中下毒導致kanavu族多人死亡，或因疾病導致瘟疫流行，使原本尚稱興旺之人口劇減，於是放棄鄰近大埔之tanu’ucu與rachuchururon等社地，於是分遷至楠梓仙溪上游及右岸之tanganua、nanumu、媽咪利給、tapiara、lakenpun、kamarunga、cipaku等地，這可說是第三波遷移。
而依據小島由道之調查紀錄，指出日據時代kanavu人突遭漢人的襲擊，於是分批逃離，其中一批遷至tabarana（三石際），另一批則移往anuwana。其後，一度遷至tabarana者又改遷tanu’ucu（即槌仔市社），然後又遷往nabowana（蚊仔只），可是數年之後再度回到tanu’ucu。1910年左右，另一批遷至anuwana者又遷移到aringuai去，但是不幸橫遭山崩人亡的慘事，遂以其地為不祥，改遷rancurunga，便是今日的河表湖社（小島由道1918，余萬居譯1983：39-40，396）。衛惠林等亦指日人據台當時有navungnavung與anguana兩社，1919年以前在河表湖高地見有tabarana, rancurunga, tanu’ucu, tacukura四社，1919年至1923年間，日人以提倡稻作之理由，強制其遷移於現住地，分建 nangisaru, navungnavung, tetencu, cipaku及tanganua諸社地，惟到衛惠林等人調查之時，有部落組織的只剩下navungnavung與 tanganua兩社（衛惠林、余錦泉、林衡立 1965：300），亦即日據後期之遷移，使原來分散數個社地最後被集中到今日之民生與民權兩村。
日據後期，日本人為了便於行政監控管理，於是強制所有居民集中居住於tangnua舊部落、ku-mangacu及nangisaru三處形成三個大聚落。
1958年八月七日，tanganua舊部落因為受到了臺灣史上著名的八七水災侵襲，使得舊部落居民分成兩批遷居到兩處距離舊部落各約0.5及0.6公里的地方定居，於是逐漸形成今日的tanganua及nanumu兩個新的聚落。當時所kanavu人家戶和部份布農人與漢人家戶遷移至tanganua。其餘的布農人與漢人家戶則遷至nanumu聚居。navungnavung聚落的居民於光復後仍一直居住在 kumangacu（舊民權），一直到1973年鄉公所才在navungnavung的地方規劃社區並要居民從kumangacu遷居下來，才形成今日的民權村聚落。
家族遷移之頻繁，舉ka’angena氏族（孔、范、翁姓）之翁家為例，報導人指出其家族的遷移路線自發源地rancurunga遷移至naturusa，後遷至tanu’ucu，再遷nanumu（民生二部落），後又遷至nanumu avipangao，此地為日據時期發展的聚落，翁坤就在此地長大，最後遷到unei tanganua，即今日之民生村本部落。又如coapoana氏族之蔡家族的遷移史，64歲（1995年）的pani指出其祖先最早住在tinavari溪邊，後遷到下游的anguana，再遷至表湖一帶的rancurunga高地，然後下到今民權橋邊的rapinia，接著又移至na’unguana，即舊民權，64年前，也就是1930年，pani在此地出生，一直到1974年搬下來到今日的民權村。再者ayangana氏族之翁家族的遷移路徑為，由cipaku（民生村下方平地）遷至tanganua（民生村），日據時期被日人遷到所謂之tana la lipun，即日本部落，國府後返回至tanganua。較特別的為kanpanena氏族的 angai（1995年60歲）所屬家族，係從阿里山鄒族之cacaya（今山美村第一鄰檢查哨附近）移入nanumu tanganua（今民生村的溪邊），angai在此地出生，約五、六歲時隨父母離開遷至另一條溪nanun avipangau邊，住到二十多歲，在此地當兵結婚，1966年才遷到tanganua（以上皆1995年訪談口述紀錄）。又根據coapoana pani之口述，kanavu各家族都是循著kinava’ari（tinavari）轉anguana—rancurunga—rapinia路線遷移，然後由此地分散遷移

子分類:kanakanavu遷移路線